藏舟壑

《批判的图解》是清华大学的徐卫国老师及其研究生写的一篇文章，发表于《wa200805》从diagram发展史的角度论述parametric design 的成因和历史位置。

从维特鲁威到柯布，从艾森曼到酷哈斯，从林恩到卡尔朱。文章简明扼要地介绍了diagram的历史发展：从现代主义之前的解释性图解到艾森曼开发的生成性图解，最后再到结合计算机技术的数字图解。最近特别喜欢看这么简明的历史叙述，可能是自己通史知识严重缺乏的缘故orz……

除了现象上的历史描述，谈到数字图解，作者还在哲学层面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其哲学根基在于德勒兹对福轲对于形式的二元观点（可述者的形式和可见者的形式）的进一步的阐释。德勒兹提出“纯粹可述的功能”和“纯粹可见的内容”，而这两者之间的函数关系就是diagram。我的理解也就是parametric design的parameter。所以后来作者提到的第一个案例（城铁出入口改扩建）中对于parameter的定义我持怀疑态度。

废话冗长了，现在直入正题。之前考虑parametric和tectonic的关系，现在我更加觉得两者应该分离对待，参数化设计对于建筑的操作确乎停留在形态上。形态的包含当然很广，建筑外形和内部空间都是形态。他的特点还在于对量的准确控制。

tectonic关注的是材料，如何表现材料和材料的连接逻辑。如何表现材料似乎是对质的判断而不是对量的判断，这个时候观念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这种观念必然存在于经验之中，是函数的不出的。比如坂本一成将混凝土刷成银色，用间离效应突出混凝土构造；又比如图书馆设计中我看到混凝土从模板渗漏形成突出的缝带，进而得出条状错叠的构造以表现材料的建构。这样的想法可以通过算法生成么？

甚而有的建筑本身就是观念的，观念自身就可以解决空间形态，比如蓬皮杜艺术中心。这样的建筑能够通过参数控制生成么？

到最后似乎又成为了经验论和唯理论的争论。

或许有人会说，从宏观上看，材料，形态，观念三者都可以看作自变量，建筑就是最后的因变量，他们之间的函数关系就是参数方程。我现在得不出一个准确的答案，只是直觉告诉我理解和创作有一段距离，我们可以有一个严密的逻辑框架来理解创作行为，但是具体操作，特别是强调人性和诗学的创作是参数化设计所不能控制的。

跟kirk老师做设计，最受鼓舞的是在基地调研阶段。自大一接触扬盖尔以来，对于基地我们有很多宏观的理性的分析。这样的分析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他都只有一个单一的指向，是非常现代主义。

kirk老师对基地分析的要求是要有自己独到的体会，当然这样的体会不是主观的想象，是要建立在基地的物质基础之上的。如何来验证呢?就需要找到基地中一些常人难以发掘的“日常性”（“平均性”）来作支撑。

两个基地邻居沿街界面的对比（平面）

kirk老师提到的平均性是冢本由晴先生设计的源泉。很遗憾的是冢本由晴先生的讲座当时因为有课没有去听，以至于这个“平均性”我可能要理解很久。

非常幸运的是坂本一成先生在不久前来学院作了讲座，他的主题正好是“超越的日常性”。他所谓超越的日常性是日常性和非日常性之间的产物，是一种暧昧的状态。他认为设计应该面向日常性而不是非日常性，因为日常性是一种长期的稳定的状态，非日常性不过是一时的戏剧性，无法产生长远的影响。面向日常性的设计如何创新呢？那么就需要去探索超越的日常性。超越的日常性其根本还是日常性，这说明它将将产生长远的影响，但是它自然是不同的已有的日常性的。

这么说起来很拗口。最近看amos rapoport的《culture，architecture and design》突然发现日常性的很可能就是文化产生的diagram。

rapoport，或者说环境行为学认为，我们对于一个场景的认识是基于文化给与的一个diagram，比如我们的传统文化会给我们一个分离的封闭的厨房的diagram，而饱受西方文化冲击的当代，我们也很容易产生一个公寓房里开敞的厨房的diagram。文化是先验的，这和日常性的保守性更好吻合。如果日常性确乎是建立在文化（这里的文化大到民族，小到地区）的基础上的，那么可以看出两位日本建筑师提倡的是一场温文尔雅的改良而不是革命。

从社会角度看，文化变迁伴随着社会变迁产生，是一种缓慢的正常的变化，社会变革则会导致文化断层形成诸多社会问题。然而在建筑学科内部，似乎也只能要温文尔雅的改良（变迁），而不是激进的革命。

事实上我们现在对于建筑革命印象最深的现代主义，其实也是有新艺术运动，工艺美术运动等作铺垫的。

 以上的思考落实到具体的设计层面，他似乎提示我们，对于基地的观察，环境行为学会是一个有效的切入点。可以肯定地是一个地块的文化不会是单一的，其文化到场景的表现也不会是单一的，这就使得我们的设计朝着多极发展，包含了多样性的可能。

社区图书馆虽然很诡异的拿到了最好的成绩，但很明显没有达到kirk老师的要求，也没有达到其它同学的深度。但是Kirk老师留下的一些话题值得将来像西班牙建筑师们那样不断思考回味。

在专业课老师上的选修课上自己看书是一件相当冒险的事情，那种对于规则的反叛由于对象的重要性得到了强化。都说了阅读是种窃来得快乐，这或许是漫长的文字狱给我们留下的集体无意识，或许和阅读（无需劳动而获得知识）这种行为本身存在逻辑的隐喻，总之，这种惊心动魄让我欲罢不能。

结合大二时选修scy ls的数字化设计这门课的经历，parametric design不管是在kpf、som，还是marks barlfield手里，都是对建筑几何的处理，这一点很好理解，因为parametic的技法是基于算法，算法和几何在数学概念里是统一的。但如果你要说宇宙的构成都是算法，那么要么你是毕达哥拉斯的拥趸，要么你相信卡尔维诺的幻想。从这点看来，parametric在根本上确乎（的确似乎）和tectonic完全不在一条线上。

昨天刚和乙醇讨论到什么是从形态出发，塑型主义当然是从形态出发，那么以功能或者其他因素为目的，以形态操作为手段呢？比如为了采光而将坡屋顶削减为天窗。我现在以为还是从形态出发。相对的，tectonic或者说oma的路径剖面等就不是从形态考虑。当然这是个人随想。

parametric design好像辨证唯物主义对客观现实的看中，而tectonic是不是看中主观现实呢（找个时间把frampton的书看了吧……）？parametric design又能不能处理tectonic的问题？

作为一种对人类思维方式提取的设计技术，parametric design的包容量应该是广泛的，期待看到它在概念生成和材料建构上的研究。

忘了说，我如小偷般偷偷看得书是世界建筑0805。在我看得津津有味的时候，fh ls真在讲密斯凡德罗们如何从古埃及从汲取灵感设计家居。当然她也不忘提到在设计课上有做过liberskind的案例分析，这样的题外话只是为了向我表明她知道我在课堂上，因为那个案例分析就是我做的……

我已经不知道是如何得知科塔萨尔和他的《跳房子》了，是通过七月人么？还是通过博尔赫斯呢？我只知道在很早以前我就开始寻找《跳房子》。在80年代，云南出版社出的那套拉丁美洲文学译丛里出过《跳房子》，但是那套书我四处搜集也只收到几本，其中并不包括《跳房子》和《百年孤独》。

我是通过蒋峰的《维以不永伤》大致了解科塔萨尔在《跳房子》里的写作技巧的。在《维》的第三章，蒋峰提供了4 种阅读顺序，摆足了炫技的姿态。但是它的顺序只是简单的按时间，人物等分开。在《跳房子》中，科塔萨尔看似之提供了两种阅读方式，就是在原有的56章文本里插入新的99章的内容，但是通过此，读者了解到文本的残缺性和广阔的可能性，如果我们自己再加入更多的章节，文本就更加丰富了。对比一下，科塔萨尔用一个手段便可引出无穷，大师的身影就自然的被勾勒出来了。

当然要感谢陪我逛书店的牧云，若不是自己无聊也陪我，我也不会发现重庆出版社重出了《跳房子》。

现在的生活状态实在是难以啃动大块头，但是唯独《跳房子》之流，我依然义无反顾。 

原文：《“非先锋”的先锋---阿道夫.路斯及其现代性研究》    范路    建筑师   119-120期 

最早听说Adolf Loos应该是在建筑概论课上，讲柯布和他的《新精神》的时候，但是我已经没什么印象。真正有印象的接识是在建筑历史课上。那时是翔哥的博士生给我们讲现代主义的前奏（新艺术运动等），在课程的最后他讲了一些不要完全相信教科书之类的大话，并提到了Adolf Loos和他的莫勒住宅。作为一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人，我立刻记住了他。

生平

Adolf Loos1870年12月10日出生在当时奥匈帝国的摩尔达维亚的布尔诺市，从小跟父亲学过园艺和雕塑。9岁时父亲去世，12岁时听力开始下降，直到临终前完全失聪。

Loos于1884年进入高中学习，辍学后进入手工艺学校，为参加一个建造技术的项目很快离开。1889年完成另一个机械建造项目。从那时起决定学习建筑。同年进入德国德累斯顿的高级技术学校，完成兵役后到维也纳的Academy of Beaux Arts学习。最后回到德累斯顿却没能完成学业。Loos学习成绩平庸，但在手工艺学校当学徒的经历让他与众不同。

Loos去了南欧和美国，在美国参观了芝加哥的世博会，接触了沙利文等人。

他的成长经历让他非常重视在实地考察和具体实践中了解，把握建筑。他认为建筑师应该是一个“学习过拉丁文的泥瓦匠”，并推崇帕拉迪奥和维特鲁维。

1912年他办了自己的学校，教学包括：1、古典色彩浓厚的对过去风格的学习。2、通过过去寻找新风格。

1896年从美国回到维也纳后，开始为维也纳媒体撰写大量批评文章。他和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画家Oscar Kokoschka、文学家Karl Kraus以及音乐家Arnold Schonberg常常聚会进行讨论和辩论。 

一战结束后与勋伯格、克劳斯等人为奥地利撰写《艺术部门的指导方针》

1922年参加了芝加哥论坛塔的国际竞赛并递交了一个巨大的多立克柱子般的摩天楼方案。未被采纳。

同年参加伦敦花园城市大会。

回到维也纳后与贝伦斯、弗兰克、霍夫曼等人参加了一个为700户工人设计的住宅项目。后因观念不和辞职。

1923年应邀前往巴黎，一个早已深受路斯影响的城市。在那里遇到了柯布西耶，蒙德里安，查拉等人。

1925年参观了‘艺术与装饰运动展览会’（柯布展示他的新精神馆）

同年在索邦神学院组织了一系列以‘现代精神的人’为总体题目的四个会议。

在巴黎，路斯虽然总处在先锋群体中，但他还是有意识的保持了自己的独特性。

期间只有两个建成项目：香榭丽舍大街上的克尼泽男性运动用品商店和达达主义诗人特里斯坦.查拉德住宅。

1928年回到维也纳。

1930年和一大批欧洲知识分子一起庆祝了60岁生日。

1933年8月23日，路斯因病逝于维也纳附近的疗养院。

25年后，维也纳政府为路斯树立了一块墓碑。它依照路斯于1931年为自己墓碑设计的草图而建造。

装饰与罪恶

1910年1月22日在维也纳文学与音乐学院以装饰与罪恶为主题作了为半小时的演讲。他坚信人类的进步运动会导致功能性物品中装饰的消失。但是却被纯粹主义者们煽动为所有装饰都是罪恶。

设计策略

反总体艺术
建筑局部的光滑和纯粹是去除装饰的第一步，虚假统一的风格也是装饰。对这种装饰，路斯反对分离派的总体艺术。
先前文化的连续性在现代社会已经被打断，现代文化只有承认这种状态，并结合内在的经历和外在的形式间关系的不完美，接受它们之间的分歧。现代人，都市人是无根的。
面对社会的这种演化，建筑应该分散成许多语言来和大量不同的经历相对应---私有的和共有的，内部的和外部的，私密的和公共的。

饰面原则
前者的延续。
都市居住者已经没有文化之根，因此他们不能毫无疑问的宣称自己拥有一种文化。因此必须用一套策略来面对无法自我证明的状况。路斯不断地申明现代人需要面具---他们的工会总形象并不与其性格相符合。
在构造层面，认为饰面是建筑的基础，人对空间的经历首先是顶棚、地板和墙体等饰面所决定的，既有材料的感觉冲击力所决定。
在建筑中讨论真实性的需求和设计中结构体系的可见性无关，而与表层饰面作为清晰可见的存在有关。真实性并不意味着内外部间的严格对应；相反，它有一个精心构筑的面具组成，而该面具应该能被清楚识别。

体积规划
建筑设计包括一个复杂的三维活动，就像一个有着不同高度的空间单元的七巧板拼图。多由这些空间单元在一开始就按需要被界定，虽在最后又被合适的塞进一个单一的形体中。
建筑理论家科洛米娜认为，体积规划创造了一种戏剧性。